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发布于:2019-06-05 09:09:00
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要求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自此，从中央到地方，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认识不断深化，一系列措施取得了重要成果。
为什么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去几年内中国有了哪些改变？未来要怎么看？日前，《金融时报》记者就此类问题专访了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
《金融时报》记者：早在2012年11月，您就发布了《新供给主义宣言》，提出“淡化总需求管理，从供给侧推动改革”，明确提出供给侧改革的主张。当时是什么现象触发了您提出这一思路？
滕泰：当时提出这一改革思路的经济背景是，中国经济供给结构老化的矛盾已经逐步显现，继续依赖需求侧刺激来维持经济增长，不但刺激效果递减，甚至有可能加重供给结构老化的矛盾。因此，必须通过供给侧改革来挖掘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新红利”。
2008年，在国际金融危机扩散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及时出台经济刺激计划，拉动中国经济实现“V”型反转，并于2010年一季度创出12.20%的GDP季度增速高点，之后GDP增速开始逐步降低，其间在2011年一季度曾经出现过止跌反弹的迹象，但势头未能延续，到2012年末GDP季度增速已经降至8.1%，并有可能继续延续下行趋势。
通过深入研究，我们当时就判断这一轮经济增速下行不同于以往：当时中国经济供给结构占据主要部分的是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大宗商品和汽车、传统家电等工业品以及迅速增长的房地产和基础设施项目。在遭遇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危机时，用大量的基础设施和产业投资项目对冲外部需求的断崖式下跌，确保中国经济没有出现失速风险。但与此同时，也将中国经济原本已经趋于成熟的供给结构进一步推向老化阶段。
如何推动供给结构实现更新？一方面，在价格—利润信号的作用下，逐步降低的产品价格和不断抬升的要素成本，引导要素逐步退出老化供给，使得过剩产能得到自然化解；另一方面，在企业家的创新作用下，要素被重新组合产生新供给，新供给需求创造能力更强，往往表现为价格和需求量同步上升，逐步吸引要素流入新供给相关领域，供给结构由此得到更新。
我们还发现，中国经济的供给结构迟迟不能更新的原因，就是要素和产品的供给约束。一方面，中国经济中还存在一定的计划经济残留因素，阻碍了要素供给和产品供给；另一方面，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也形成了高融资成本、高土地成本、高劳动成本、高税收成本等新的供给约束，也阻碍了老化供给的退出和新供给的形成。在存在大量供给约束的情况下，仅从需求侧进行刺激，作用不但越来越小，还会使供给结构老化更加严重。
在这些思考的基础上，我于2012年底发表了《新供给主义宣言》，希望更多人从供给侧、从财富源泉的层次看到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潜力。
我们相信，只要能够尽快通过供给侧改革，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推动供给结构升级，中国经济仍然可以保持持续增长。
《金融时报》记者：那么，从提出新供给宣言后，过去几年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直是重要的国家战略。情况是否出现了好转？
滕泰：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认为，这是抓住了中国经济主要矛盾的正确决策。
几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认识不断深化，措施越来越精准。
从效果来看，与2012年提出供给侧改革的思路时相比，减税降费有了实质性推进，“放管服”改革取得明显进展，中国经济的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新旧动能转换持续发力，新供给占比有了一定的提升，供给结构升级有一定成效。
从减税降费的效果来看， 2018年减税降费规模约1.3万亿元，在此基础上，2019年还将有更大规模的减税和更为明显的降费。
从“放管服”改革的效果看，分若干批次下放、简化和取消了一大批不必要的审批证明和繁琐手续，普遍推行了“互联网+政务”服务 “多证合一、一照一码”等利企便民举措，有效降低了企业、群众办事成本，优化了营商办事环境。
从新旧动能转换的进展看，国民经济的结构不断优化，第三产业快速增长，2019年一季度服务业占比达到57.3%，对GDP增长的贡献达到61.3%。其中，战略性新兴服务业快速发展，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14.6%，增速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服务业3.2个百分点；文化产业、信息产业、知识产业、高端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发展迅速。2019年一季度，在文化及相关产业9个行业中，新闻信息服务（20.9%）、文化投资运营（13.3%）、创意设计服务（12.5%）、文化传播渠道（11.5%）和内容创作生产（10.1%）等行业增速超过10%。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2018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25.4%，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18.4%，比上年提高3.4个百分点。
制造业占比稳步下降， 2019年一季度占比为29.3%。与此同时，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快速发展，2018年，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8.9%，增速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2.7个百分点；新能源汽车、智能电视产量分别比上年增长66.2%和17.7%。
此外，钢铁、煤炭、水泥、平板玻璃等行业的部分过剩产能退出市场，一些“僵尸企业”得到治理，传统行业的行业集中度开始提高，供给结构有所改善。
但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行以来的几年间，也存在很多问题值得重视。主要是从整体经济来看，个别阶段行政性干预市场的措施有所增加，弱化了部分领域的市场竞争。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以及加强环保监管的过程中，存在相当程度的行政措施干预过度的现象。这一方面在短期内造成部分上游行业供给失衡，原材料价格猛涨，加大了下游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供给成本，影响了市场微观主体的正常经营，削弱了转型动力；另一方面偏离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则，对真正“刀刃向内”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形成了干扰。
同时，还要看到，要素市场的改革步伐比较滞后，土地市场、资金市场、人才市场、技术市场还存在较多的供给抑制，供给结构不合理，要素价格有上升趋势。
《金融时报》记者：您认为，下一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力点在哪里？
滕泰：从学术角度来看，下一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当在以下三个方面重点发力。
第一个应当发力的方向是鼓励创新，促进新供给不断涌现，创造更多新需求，推动供给结构升级。中国经济长期承压的根本矛盾在于供给结构老化，这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解决的深层次问题。目前通过前期的一系列政策，老化供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退出，氢能、5G、人工智能等新供给、新动能正在逐步孕育发展，部分产业已经进入爆发前夕。应当继续深化减税降费改革，推动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促进新供给尽快成为经济的主导力量。
第二个应当发力的方向是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减税降费，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市场竞争，激发微观活力。随着中国逐步进入工业化后期，以往通过“基础设施+产业政策+招商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效力正在递减，更需要激发企业的活力，通过市场的力量在新经济领域不断试错创新。营商环境建设和改革是对政府经济管理方式的一次深刻变革，要求政府真正从管理转向服务，实质性降低企业承担的各种税负，实质性解除企业受到的各种不合理的行政性束缚，实质性改善当地的金融环境、技术环境、人才环境、文化环境和生活环境，让企业家的创造性充分发挥出来。
第三个应当发力的方向是要素市场改革。一方面，创造新人口红利；另一方面，激发土地新红利。同时，还要深化金融领域供给侧改革，挖掘金融新红利。
混合所有制改革、市场化改革方面也要解放思想，挖掘新的改革红利。
